168配资少奇同志却对这一安排表示异议

早在党的八大召开前，毛主席就提出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所以八大通过的党章里面有一个条款，说：“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毛主席后来说过，以后他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对毛主席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一开始干部群众中有顾虑，可毛主席始终坚持。这样，在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就专门作了一个决议，同意毛主席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在筹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布局之际，朱德同志提议由刘少奇同志出任国家主席一职。这项工作的具体落实由中央书记处负责执行。彼时，邓小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朱德同志特意向邓小平同志及书记处致信。

信中言：“我建议将刘少奇同志推荐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此举更为适宜。刘少奇同志享有崇高的威望、卓越的能力以及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这得到了党内外的广泛认同，国内外革命人士亦纷纷表示一致拥护。”

少奇同志在党的数次会议中屡次婉拒，并力荐其他同志接任。中央在深思熟虑之后，最终决定将少奇同志提名为国家主席候选人。

1959年四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体与会者一致赞同将刘少奇同志推荐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主席候选人。刘少奇同志的组织纪律性极强，党既已作出决定，他便默默服从，不再多言。毛泽东主席亦就此发表了专门讲话。

1959年4月1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在党的领导下，我亦参与主持日常工作，然而我并不负责具体事务，参与度时多时少。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则是少奇同志。每当我离京，都是他代为处理我的事务。这种状况已持续多年，自延安时期便已形成，至今在北京也已有十年之久。

在延安期间，若我需前往重庆，代理我职务的正是少奇同志。就其担任国家主席的适宜性而言，相较于他人，少奇同志显然更为合适。这并非是说朱德同志不适宜，而是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少奇同志似乎更为匹配。与此同时，朱德同志也极力向组织推荐少奇同志。

因此，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光荣地当选为国家主席。选举结束的那天，少奇同志完成会议任务后返回家中。当时，我们居住在中南海西楼甲楼，工作人员与家人纷纷涌出，争相与他握手，共同表达由衷的祝贺。

少奇只是轻轻一点头，面容上未曾露出一丝笑意，如往常一般举手示意，便转身步入了他的办公室。

我未向他道贺，我深知他的心境。他常言：“人民将信任赋予你，你便绝不可辜负这份重托。”

在那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失衡，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国际社会上反华势力愈发猖獗。他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接受任命，成为国家主席，肩负的重任无比艰巨，他脸上难掩沉重之色，笑意难寻。

在那年的国庆佳节，《人民日报》等众多媒体首次将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标准像置于头版显要位置。然而，少奇同志却对这一安排表示异议，坚决不愿自己的肖像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贯穿始终。毛主席作为党的主席，其形象自然成为我们展示的重要部分，因此，展示毛主席的照片是适宜的。”

有关部门指出存在对外问题。

“为何要缩小？应该一样大！”于是，这一决定便尘埃落定。

自此，每逢国庆佳节，刊登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标准肖像便成为了固定传统，这一习俗延续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关于庐山会议，我记得，少奇同志和我是1959年6月27日乘火车从北京去武汉的，再转赴庐山。铁道部派了一部专列，乘这趟专列的除了少奇，还有朱德、彭德怀同志。

邓小平同志因腿部受伤，不慎摔跤，遂居家休养，未能如约前往庐山。

在北京至武昌的旅程中，每当停靠于大站，我们常目睹站台上堆积着成垛的碎铁。

夜幕降临，偶尔可见铁路两侧火光冲天，那是在进行大规模的钢铁冶炼。人们将参天大树锯成木段，将其燃烧成焦炭，再利用焦炭进行铁的冶炼。

偶有闲暇，少奇与我一同下车漫步。彭老总亦偶尔加入我们的行列。在某处车站，我们目睹了一堆堆积如山的废铁，细观之下，竟是众多砸碎的铁锅所遗留的碎片，均为大炼钢铁之需。彭总见状，不禁怒火中烧，对该项举措颇感不满。

抵达武汉后，我与少奇同志一同居于武昌，此处距离毛主席的住所颇为邻近。毛主席亦于同日抵达武昌，彼时他刚刚完成了对湖南的视察之旅。

抵达武汉的次日，即6月29日，毛主席特地邀请刘少奇同志前往一艘泊于长江之上的船舶进行会面与讨论。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便提议，如有意愿，大家可以一同在长江中畅游。

主席特意叮嘱，让我一同前往。我之所以擅长游泳，源于1954年在北戴河期间，向毛主席学习所得，因此，每当主席游泳时，他总会邀请我同行。

会议在船上圆满结束后，主席便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畅游。然而，由于少奇同志肩周炎的困扰，他无法跟随。我则毅然决然地跳入水中。毛主席见状，便鼓励我说：“下来吧，让水流冲刷一番，就不会感到畏惧了。”游了一段时间后，我便回到了岸边。

在更衣之际，由于对该地部队所设之场地不甚熟悉，我不慎踏空，导致脚踝扭伤。

6月30日夜晚，相关部门特地安排了毛主席与少奇同志同乘一艘船只前往九江。该船上设有两大一小两间包舱，毛主席居住于宽敞的那间，而我与少奇同志则同住在较为狭窄的那间。

7月2日，庐山见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隆重召开。本次会议聚焦于深入总结“大跃进”时期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

讨论被划分为六个主要区域。少奇同志被分到了中南小组。初始阶段的气氛显得格外轻松愉快。白日里，大家聚首一堂，共商国是；夜晚，则常常举办舞会或文艺演出。鉴于多数同志是首次踏足庐山，他们便在会议之余，纷纷踏上游览观光的旅程。

在1927年大革命遭受挫折之际，少奇同志曾赴庐山静养。时至今日，三十余载光阴荏苒，许多地方早已面目全非，他亦感陌生。因此，他心生游览各地之念。

少奇同志提出欲登庐山之巅，一观长江之壮阔与鄱阳湖之美景，于是我们便一同攀登。行至途中，偶遇毛主席正沿山而下。主席远远望见我手扶拐杖，便关切地呼喊一声，似乎在询问我的腿疾如何。我回应道，并无大碍。

不久后，我在其他场合多次遇见主席，他心情愉悦。他甚至戏称这次会议为一场“神仙聚会”。庐山会议的前半程确实进展顺利。不仅会议氛围轻松愉快，与会者还积极总结经验，致力于纠正“左”倾错误。

至7月14日，彭德怀同志致信毛主席，就“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工作进行评述，并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其中，部分言论在当时环境下显得较为直言不讳。

7月16日，毛主席亲自为彭总的信件拟定标题，命名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在会议期间予以分发。至此，与会人员方始得知彭总曾向主席致函。

当彭总的信件抵达少奇同志手中之际，起初由秘书吴振英和刘振德同志先行阅览。他们对信件内容赞誉有加，认为彭老总的文笔精妙，其言辞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并对彭总勇于提出宝贵意见的精神表示钦佩。

会议随即聚焦于彭总的来信内容。在此次讨论中，少奇同志并未对彭总的信件直接表态。他提出“充分阐述成绩，深入剖析不足”的观点，此建议迅速赢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

7月23日清晨，会务组忽然传来消息，宣布上午将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将发表讲话。此前的会议议程中并无此项安排，因此，少奇同志在前一天深夜才不得不服用了安眠药以求安眠。听闻是主席亲自召集的会议，我立刻将他唤醒。尽管安眠药的作用尚未完全消退，他仍带着一丝朦胧，步履蹒跚地前往会场。

少奇开会后，我察觉气氛异常。

秘书吴振英同志随同少奇同志一同出席了会议。返程后，他立刻急切地表示：

“毛主席发火啦！主席在会上对彭老总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议论了半天，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

散会之际，胡乔木同志与少奇同志一同抵达了我们下榻的住所。

乔木同志彼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在会议中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彼时的文件已初具雏形，定名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其核心旨在纠正某些“左”倾倾向。乔木同志向我透露，他同样是昨晚服用了安眠药，今晨被紧急唤醒参与会议，至今仍感头昏脑胀。

在位于我们居住地的简陋餐馆中，我们三人——少奇、乔木及我，共进午餐。餐间，他们俩谈论起文件事宜。乔木提出，鉴于当前形势巨变，原先的文件是否依然适用？是否还需继续执行？少奇则回应道，文件你们仍需继续撰写。

会议随后转向了对彭老总的批判，指责他秉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涉嫌组建反党小集团。黄克诚同志，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及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以及周小舟同志，作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均因支持彭老总的立场而一同受到指责，被视为该反党集团的成员。

张闻天等同志曾拜访少奇同志，提及：我们在山上时已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些情况，毛主席还曾赞扬我们的汇报做得很好，为何现在又要对我们进行批评呢？

“请大家仔细聆听彼此的心声。”

少奇同志始终牵挂着那份旧日的文件，于是再次寻访乔木同志。他提出建议，将关于反右倾的文件仅限于省级行政级别范围内发放，不得进一步传达。同时，他还主张编制一份旨在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文件，并下发给县及县以下各级单位。

少奇要乔木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提议。但会上批判彭总的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乔木没敢向毛主席转达少奇的提议。

嗣后于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在总结过往经验时指出：倘若当时上层力量抵制右倾，而基层依然坚决反对“左”倾，局势或许会更为理想。

毛主席听闻此事，便对胡乔木同志进行了批评：“既然党的副主席已下令让你完成这项写作任务，你就应当履行职责，未完成是不妥当的。”

大约是在七月下旬的某个日子，毛主席的卫士给刘振德秘书拨通了电话，告知毛主席有意邀请我前往芦林水库游泳。我立刻搜寻起泳装，准备出门。临行前，我感到些许寒意，便又添上一双丝袜。少奇瞥了我一眼，轻声说道：“哦，你还穿了丝袜呢！”

芦林水库与毛主席居住的“美庐”相距不远。毛主席常在此地畅游，有时还会邀请几位同志一同加入，边游泳边轻松交谈。

听闻前一天王任重同志受邀至此，与主席同游，我抵达芦林水库时，毛主席及诸位同仁正挥洒自如于水中。我向主席致以问候，随即跃入水中，与之同游。

闲暇之际，主席关心地询问：“少奇同志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向他解释道：“少奇同志正受肩周炎之苦，尚未痊愈。近期工作繁重，他显得颇为疲惫，因此来到此处并未参与过多活动。”

毛主席严肃地指示：“请转告少奇同志，不必过于紧张。会议结束后，请他找一处地方稍作休憩。”

少奇同志这段时间确实颇感焦虑。在毛主席审阅并批复了彭总的信件之后，他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他整日闭门不出，将自己囚禁于办公室中，要么埋头研读材料，要么深思问题，甚至连休闲娱乐的时光也放弃了。为了勉强入睡，他不得不依赖大量的安眠药。

一日凌晨，少奇服用安眠药后，仍继续审阅文件片刻，起身前往洗手间，却突然“啪”的一声重重跌倒在地，彼时他竟毫无察觉。

我猛地一惊，急忙拨通了工作人员的电话。众人纷纷伸出援手，将少奇迅速抬至床上。

医生迅疾为他把脉，测量血压，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众人这才纷纷松了一口气。少奇却依旧昏昏欲睡地沉入了梦乡。医生推测，他可能是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物。

午后，少奇从睡梦中醒来，我向他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微微一笑，回应道：“我并不知情。”

林彪7月29日也上了庐山。他一发言就把调子上得很高，说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毛主席再次提出，召集那些原本滞留在北京的中央及军队干部前往庐山，召开第八届八中全会，并形成决议。在此期间，毛主席还多次邀请我一同游泳。

一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告知，邀我一同游泳。恰逢我正赴含鄱口游览，徐业夫同志更是亲自驾车前来寻我。不久，江青亦抵达庐山。她自广州而来，并携带着数位协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同行。

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

众人谈笑风生，江青还特意为我们拍摄了一张合影。转眼间，电话铃声响起，有人通知江青天空中的云彩正缓缓移动，邀请她赶紧前往拍摄。原来，她早已在庐山仙人洞挑选好了绝佳的拍摄地点，并派人提前守候。她便毫不犹豫地放下我们，匆匆离去。

随后，我们便前往水库畅游。毛主席亦加入了游泳的行列。当我们游毕上岸时，已是正午时分。主席便留我们共进午餐。餐食已经准备妥当，却见江青还未归来。尽管我们催促了两回，她依旧音讯全无。众人提议：“不如让毛主席先用餐，以便及早休息，待江青同志归来后再一同用餐。”毛主席却笑着回应：“咱们就一同用餐吧！”

众人落座不久，江青归返。她瞥见眼前的景象，顿时神色不悦，愤然言道：“自家的文章固然是好，但别人的妻子却是更佳。”主席闻言，轻笑出声。

我未曾料想，江青竟在众多人以及孩子们的注视之下，言辞如此直白，令我颇感惊愕。我唯有强忍心中异样，忙不迭地为她腾出座位，转而询问她的摄影经历，这才逐渐安抚了她的情绪。

此后，毛主席挥毫为江青所摄的庐山仙人洞景象题写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句。

庐山会议期间，发生了令人惋惜的180度大转弯。这一转变，我认为，背后有着诸多原因。彭总的部分言论确实显得不够得体，比如提及当年在延安举行的华北会议时，指责他长达四十日的非议，以及暗示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或许需要苏联红军的介入以解决。恰在此时，驻苏大使馆传来了情报，其中汇编了苏联领导人对我们党的批评材料，其措辞与彭总的言辞颇为相似。

苏联大使尤金于北京之际，向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透露：“此时此刻，你已具备发动政变的条件。”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政府亦正式通知我国，停止供应我们用于制造原子弹的关键设备。回顾彭总在会议召开前率领军事代表团赴东欧数国进行访问，受到当地热烈欢迎的种种情形，人们不禁推测他背后有着国际势力的支持，认为他在为民众的利益而呼吁。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

这期间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紧张极了，会上的发言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有些人的发言，对“大跃进”全面肯定，连缺点也不提了。柯庆施等把办不办农村公共食堂也说成是“路线斗争”。

在庐山上召开的批彭会议，毛主席通常不会出席。然而，少奇、周总理等一线工作者，鉴于他们肩负的职责，必须与会，并负责主持。会议期间，有时会场秩序混乱，以至于难以继续进行，甚至有人情绪激动至极，试图对彭总不敬，幸亏被少奇同志及时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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